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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汝昌去世前两周专访(2):红学近年没有突破创新

maqingxi2021-01-30活动19

《红楼梦新证》不在“证”,而在“新”。我的观点新在哪里?直到今天,才被著名大学者刘再复先生点破,他认为:周汝昌的“考证”才是高峰,是“悟证先河”

直到晚年,周汝昌的生活才相对平静。

此前的近半个世纪内,他的命运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,曾不由自主地卷入到一系列的纷争中去。这一切,均由他的心血之作《红楼梦新证》所触发。

30岁时,正在读大学的周汝昌发表了《曹雪芹卒年之新推定》。命运的偶然在于,初试啼声的他就此得到了声名赫赫的胡适的关照。

从此,两人开始了书信往来。1948年,正埋头撰写《红楼梦新证》的周汝昌特意跑到北京王府井的胡适家中拜访。令周汝昌激动的是,胡适竟然将珍藏多年的孤本《甲戌本石头记》慷慨地借给他翻阅,后又让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孙楷第将珍藏的《四松堂集》乾隆抄本和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《戚蓼生序本石头记》一并拿给周汝昌研究。

1953年,《红楼梦新证》初版。此前,“红学”虽已成为20世纪的三大显学之一,但红学界影响力颇巨的著作也不过是胡适于1921年出版的《红楼梦考证》,以及1923年俞平伯推出的《红楼梦辨》。

然而,就在《红楼梦新证》出版的第二年(1954年)9月,刚刚大学毕业的李希凡和蓝翎发表了文章《关于〈红楼梦简论〉及其他》,鲜明地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提出批评。10月,毛泽东发出《关于〈红楼梦〉研究问题的信》,支持李希凡和蓝翎,提出批判俞平伯等人“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”。

由此,一场针对胡适和俞平伯的批判迅速席卷全国。同为“红楼中人”,周汝昌自然也无法置身事外。

我考证的目的正是索隐

《红楼梦新证》出版的第二年,红学界掀起了批判胡适的滚滚大潮,迫于形势的周汝昌不得不写了文章,说明他与胡适的不同。在异乡的胡适读了并未介意,仍向人推荐周汝昌的《红楼梦新证》为一部“很值得看的书”,并称“他是我在大陆上最后收到的一个'徒弟 '”。

由此,周汝昌被视为胡适的“衣钵传人”,亦多有人认为其《红楼梦新证》延续着胡适的考证思路。他也被称为“胡适后的红学研究第一人”。

2005年,周汝昌曾出版20余万字的《我与胡适先生》,称道其人品和学问,念念不忘先生胡适对自己“爱护有加”。

《瞭望东方周刊》:有一种意见认为,您早年是考证派代表,近几十年转向索隐。您认为自己是哪一派呢?

周汝昌:看样子我得在脑门上贴个标签,标明自己属于哪一派,让别人一看就明白,哈哈!说我是考证派一点都不错。“证”者,何也?考证是也。

说到“新证”,我的“新证”不在“证”,而在“新”。这个“新”是针对胡适说的。胡适作的《红楼梦考证》不是一部学术专著,而是一篇序言,即论文的性质。我得到了他的教益,继承了他的思想,但与他的思想又不完全等同。我的书里添加了自己的创造,所以叫“新证”。如果忘了这点,我的考证就毫无意义。

《瞭望东方周刊》:为何 “考证”与“索隐”给人感觉似有水火不容之势?

周汝昌:此问根源先要抓住《红楼梦》的开头-- 是作者经历了一番梦幻之后,将真事隐去,借通灵之说撰成此书的。那么其间隐去的真事到底是什么呢?这才发生“索隐”与“考证”的问题:索隐者是以寻找那个“真事”为目的,考证者是为寻找那个“真事”而采用的手段方法-- 两者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而已,不是对立的。

“索隐”一法,从《史记》就开始了,《史记》也有隐事要索。我们早先所反对的那种“索隐派”,是指他们所用的方法错误了(比如,将书中的十二个女性人物的艺术形象说成是十二个男性官员、名士的一种影射云云??),而绝非反对“索隐”本身。

我之所以被称为“考证派”,只是看到了我的方法,而忘记了我考证的目的却正是索隐。

刚才说《红楼梦新证》不在“证”,而在“新”。我的观点新在哪里?直到今天,才被著名大学者刘再复先生点破,他认为:周汝昌的“考证”才是高峰,是“悟证先河”;考证不是字面意义上的考证,而是感悟考证。感悟考证是一种新方法,感悟和考证交相融合,意即“悟中有证,证中有悟”。

如果称我为考证派也不全对,因为考证里面没有感悟。感悟就是去追溯书里面不敢说、不便说、无法说的东西。正是这个东西使得曹公子(曹雪芹)痛苦无比。

“自传说”不是说曹雪芹给自己作传

对《红楼梦》,周汝昌主张“自传说”,这也是《红楼梦新证》的核心观点。

“全书的中心问题是主张'自传说'”,周汝昌曾言,全书各章各节都“拱卫着它,简直成了一个'体系'”。

这正是给他带来诸多争议的主要缘由之一。

1954年对俞平伯、胡适的批判如火如荼之际,时任《人民日报》总编辑的邓拓约见周汝昌,在称赞其红学成就的同时,指其“自传说”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,“犯了'二元论'的错误”。 1976年,《红楼梦新证》增订版出版时,卷首曾刊有1955年“批红小将”李希凡、蓝翎发表于《人民日报》的文章《评<红楼梦新证>》,称该书“在自然主义'自传说'的观点上,和胡、俞取得了一致,并且用全部的考证工作发展了这个观点”。囿于其时的政治环境,周汝昌不得不就此展开自我批评。

前些年,在作家刘心武对《红楼梦》的探秘引发争议后,周汝昌又被指为刘心武的“老师”,再次遭到红学界的非议。

《瞭望东方周刊》:为什么“自传说”曾引发了业界很大的争议?

周汝昌:反对“自传说”者,以为“自传说”是指作品的体裁,而我所谓的“自传说”,不是自己给自己作传记,而是作者借一块石头投胎到人间的艺术手法,这可以说是作品内涵包含的一种自传性。

认为《红楼梦》的创作是以曹氏家族为原型的学术观点,叫“自传说”。代表人物是胡适,“自传说”的理论要点是认为《红楼梦》这部小说是以“真事隐”(甄士隐)的春秋笔法,借小说中贾府来描写曹氏家族的繁华旧梦,借小说中贾、史、薛、王四大家族的盛衰演变来描写曹氏家族由富而穷,最后“落了片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”的情形。

《红楼梦》不仅是一部带有作者自传性的小说,更是包含曹雪芹、李煦两家的自传性或合传性的文学创作-- 此所谓“传”者,实际就是今日通常所谓的有素材、有原型的小说写作。因此,《红楼梦》也被胡适称为一部“自然主义的杰作”。

《瞭望东方周刊》:您怎样看待刘心武先生续写的《红楼梦》?

周汝昌:我和刘心武是如水的君子之交。有一年大年初二他突然打电话来,说他续完了《红楼梦》后四十回。我听了大吃一惊,当时就想:这个人真了不起!后来他把续书寄过来,但我无法看了,只听读了回目,因此不便说长道短。我送他一句诗:“壮哉,真勇士也。”我只能以这种方式鼓舞他。

但我必须说一句,高鹗续的后四十回书,严重地歪曲篡改了《红楼梦》的本质,在这个意义上,我对刘心武的续书表示支持,其他不在讨论之内。

《瞭望东方周刊》:您有想过续写《红楼梦》吗?

周汝昌:我只是续写过《红楼梦》的一些小片段。这些小片段好像是一首首抒情诗,不受连环、交叉等难度的影响。这是个油滑取巧的办法。我听到有人说“周某人编故事不是连贯的,是一小段一小段的,但是每一个都有浓厚的诗意。”如果能够取到这个效果就很荣幸了。

红学不要忘了“学”字

说周汝昌为“新中国《红楼梦》研究第一人”或许并不为过。

在当今红学界,著述之丰、影响之大者,非他莫属。最近的十余年间,他几乎保持了年均推出一本红学专著的纪录。2008年,90高龄的周汝昌还登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,讲说四大名著。

只是,相伴而来的依然是争议。周汝昌倡导的红学四大分支、将红学提升到“中华文化之学”、对刘心武等后学的鼓励,被主流红学界指责为否定《红楼梦》的文学价值,从考证转向了索隐,“晚年红学研究走向偏执”。

八年前,周汝昌被通知从中国艺术研究院退休,只是在中国红学会尚有一个“顾问”的头衔。耄耋之年的周汝昌只好选择“单干”,由其子女充任助手,继续顽强地坚持着他对《红楼梦》与曹雪芹的痴迷和研究。

《瞭望东方周刊》:您曾有诗云“论学从来有异同,何伤交谊共研《红》”,但红学会一直对您颇有微词。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?

周汝昌:你用“微词”这个词很高雅,谢谢你!何止微词啊,有些就是人身攻击。有人告诉我,有些学者、教授骂我,一种是冷嘲热讽地挖苦,一种是咬牙切齿地咒骂。这跟学术有关系吗?这种现象出现在学术界、学刊里应该吗?可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?留给他们思考吧。

过去也有人骂我“抢码头”。我开始还不懂,后来人家告诉我说这是古代一种狠毒的骂人的话。说实话,我从未想过去“抢码头”。

最近刘心武“火”了以后,也有人通过骂他来转弯骂我的。刘心武是受了我的牵连,我很过意不去。

《瞭望东方周刊》:您认为,当前红学研究领域尚没有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?

周汝昌:红学到目前为止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?我自己都怀疑这个命题。《红楼梦》学术研究上有哪些贡献?有哪些突破创新?那都只是以前的学术成就。红学近年没有什么突破、创新。

红学不要忘了“学”字,它是需要不断学习、不断创新突破的。仅举一例,比如问曹雪芹的艺术手法高在哪里?也再没听到过什么新观点;再如对沁芳园的新理解,我也如饥似渴地想听到一些新见解、新想法。

胡适等学者曾说《红楼梦》不足以与世界一流文学著作并列。我一直怀疑他们所说的“世界一流文学著作”到底是指什么。《红楼梦》到底哪些方面不及它们?他们用这么一句话就把我们自己的《红楼梦》给贬低了,我不服气。直到现在,我还是坚持认为《红楼梦》是世界第一流的文学作品。

来自:瞭望东方周刊 作者:周范才 邹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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