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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汝昌学术方法批评

maqingxi2021-01-22评论23

《周汝昌梦解红楼梦》自夸其“曹学”代表著《红楼梦新证》:“从《新证》出现以后,红学(严格意义的红学,不包括一般小说学家对《红楼梦》的赏析评议之类)才真正向前阔步前进。”周老此言,未免偏颇。“严格意义的红学,不包括一般小说学家对《红楼梦》的赏析评议之类”一语,是红学“曹派”,看不起文本研析派的历来偏见。类似经学家看不起史学家,史学家看不起文学家。都以为人家是玩儿虚的,自己才是捯饬干货。鄙视链无所不在啊!(然而钱锺书先生《谈艺录》一秒怒怼,手拆鄙视链:“经生辈自诩实事求是,而谈艺动如梦人呓语。”)事实上,文学文本的赏析评论,也自有其门道,不是任人即可随便为之的。钱锺书先生一辈子的兴趣和成果,都在文学评析研究,然而全世界古往今来拉通算,说他的著作就比《管锥编》加《谈艺录》牛,高几个段位——谁敢?

高级深刻的文本评析,既要讲究科学的方法,又需要犀利的洞察,还必须有耐烦的态度(譬如影视拉片分析,反复回放暂停,成片原著比对,不厌其烦,需要的是水磨功夫),最重要的是精于赏鉴、善于评鉴的独到眼光——综合这几者,一本好的“文本红学”,其价值与难得绝不在“考证红学”之下。譬如周老考证曹学诚然腻害,而论及对红楼书中人物如宝黛钗凤王夫人晴雯等认识之全面深透,落墨于纸笔力之雄强笔触之精微,诚未见其长。这难道不是功夫?不是“严格意义的红学”?

周汝昌,“红学泰斗”;更有人称:“空前绝后”、“红学一哥。”如87版《红楼梦》编剧周岭《噫,微斯人,吾谁与归!——记念“单干”的周汝昌先生》一文写道:“我曾经对媒体说过,周(汝昌)先生是红学界空前绝后的一代宗师。这‘空前绝后’四个字,既不是对周先生的溢美之词,也不是故意危言耸听。‘空前’自不待言,周先生之前,红学研究多属零碎的、浅层次的评点索隐。胡适虽然将治经学的方法引入了红学领域,也开了考证方面的先河。但毕竟投入的时间精力不多,也没有系统的专著刊行。因此,周先生的成就是空前的。红学自周先生的《新证》出版,一个系统的、全面的、科学的研究时代才告开始。刘梦溪说,周先生的成就无人能及。说得对极了,这‘无人能及’的意思,已经是空前了。而‘绝后’,则要从几个方面去认识。首先,治学的功底。这主要说的是读书之富。如今国学大热,但附庸风雅的多,肯花时间成本读书的人少之又少。就说诗词一道吧,脂批有云:‘余谓雪芹撰此书,中有传诗之意。’不懂诗,便读不懂《红楼梦》应该是不争的事实。但放眼望去,教授满街走,讲师不如狗。一堆一堆的硕导博导们,能讲诗的人很多,能写诗的人有几个?只说红学圈子里吧,知道怎么写诗的人已经不多了,能写的大概不超过三五个,而真正写得好的,只有一个周汝昌。再就是治学方法。自清代乾嘉以降,至民国年间,大师辈出。其原因除了功底之外,主要是人人都能掌握运用一整套的治学方法。而眼下的所谓国学专家们,不懂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的人比比皆是,甚至类书都不会用。所以信口雌黄、循环论证的狗屁文章充斥业界。再就是新的资料的发现。当年《新证》问世,之所以多有发人所未发的论列,端赖占有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。今天之所以到处都在炒冷饭,就是因为没有新资料了。古调虽自爱,说来说去的,自己不烦么?所以,没有功底,没有方法,没有新的资料,这不就绝后了吗?”然则据我看来,正如随园所评:“一代正宗才力薄,望溪文集阮亭诗。”随园又论渔洋:“为王、孟、韦、柳则有余,为李、杜、韩、苏则不足也。”王渔洋方望溪,康熙年间诗文宗伯,然皆长于妙悟而短于才力,故其诗文,缺乏宏大格局、雄强笔力、精深论析。周文多短章,惜乏有力量有深度之大文巨篇。口口声声雪芹知音,其实若无对雪芹所撰著文本、雪芹所塑造人物之精微深入读解、全面深刻研析,所谓“雪芹知音”又岂非一句空话?

读解一个学者、艺术家,正途永远是也只能是深入读解其作品文本本身。懂曹雪芹,不是靠写《曹雪芹传》,不是靠上溯曹家十八辈儿祖宗,而是靠深入读解《红楼梦》文本本身。周君汝昌,避重就轻则有余,直捣腹心则实乏。诚然,了解陈寅恪的家世和求学治学经历,有助于更好地把握陈寅恪的学术世界,但陈寅恪的履历人生绝不等于陈寅恪的学术人生,真懂陈寅恪,不是写《史家陈寅恪传》的汪荣祖,更不是写畅销书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》的陆键东,而是写《陈寅恪先生史学述论稿》的王永兴、写《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》的余英时。

清人沈钦韩撰《王荆公诗集补注》,钱锺书先生在《谈艺录》中赞其渊博,足成一家之学,然却直言责其“志在考史,无意词章,繁文缛引,实尠关系”。余谓“志在考曹,无意说部,繁文缛引,实尠关系”一语,实亦可为周君汝昌而发也——特别是溯源曹氏家谱,我实在是弄不明白,曹家十八辈儿祖宗是谁,跟《红楼梦》有多大关系?

钱先生批评治文学的人重考据轻鉴赏,《释文盲》文中这段话说得更辛辣:“训诂音韵是顶有用、顶有趣的学问,就只怕学者们的头脑还是清朝朴学时期的遗物,以为此外更无学问,或者以为研究文学不过是文字或其他的考订。朴学者的霸道是可怕的。圣佩韦(Sainte-Beuve)在《月曜论文新编》第六册里说,学会了语言,不能欣赏文学,而专做文字学的工夫,好比向小姐求爱不遂,只能找丫头来替。不幸得很,最招惹不得的是丫头,你一抬举她,她就想盖过了千金小姐。”诸君看周君汝昌这话,“严格意义的红学,不包括一般小说学家对《红楼梦》的赏析评议之类”——岂不正撞在了钱先生辛辣讽刺的枪口上:“以为(考证)此外更无学问,或者以为研究文学不过是文字或其他的考订。朴学者的霸道是可怕的。”

事实上,钱锺书先生必不以周汝昌为然,这个观感非笔者独有。红学家沈治钧有一文,《万点花飞梦逐飞——钱锺书论〈红楼梦〉》:“很显然,钱锺书是将红学视为词章之学的,故将‘红学’与‘选学’并举。在这一点上,钱氏与周汝昌是大异其趣的。周氏坚称红学乃考据之学,同时极端地排斥所谓‘词章之学’。这种态度,恐怕是有些偏颇的,并不利于红学的学术素质之健全。钱氏的见解,倒是与俞平伯、余英时等意见相近。俞氏一再强调首先应当把《红楼梦》当小说,‘不当误认作一部历史’,从而与索隐型考据红学拉开了距离;余氏也主张红学应当从历史性研究而转变到‘文学性的研究’上来,寄希望于‘新的红学革命不但在继往的一方面使研究的方向由外驰转为内敛,而且在开来的一方面更可以使考证工作和文学评论合流’。这些都可与钱锺书的见解相互发覆。他们均善考据,而又不自限于考据,并大力倡导词章之学,是值得我们郑重思考的。”

钱锺书《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》一文,更有针砭红学中“考证派”的药石之言:“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,欧洲的文学研究被实证主义所统治,所谓‘实证主义’就是繁琐无谓的考据、盲目的材料崇拜。在解放前的中国,清代‘朴学’的尚未削减的权威,配合了新从欧美进口的这种实证主义的声势,本地传统和外来风气一见如故,相得益彰,使文学研究和考据几乎成为同义名词,使考据和‘科学方法’几乎成为同义名词。那时候,只有对作者事迹、作品版本的考订,以及通过考订对作品本事的索隐,才算是严肃的‘科学的’文学研究。一切文学批评只是‘词章之学’,说不上‘研究’的。一九五四年关于《红楼梦研究》的大辩论的一个作用,就是对过去古典文学研究里的实证主义的宣战。反对实证主义并非否定事实和证据,反对‘考据癖’并非否定考据,正如你们的成语所说(按此文为钱先生1978年在意大利的一个国际学术交流会上的讲演稿,故“你们”指现场听众):歪用不能消除正用。文学研究是一门严密的学问,在掌握资料时需要精细的考据,但是这种考据不是文学研究的最终目标,不能让它喧宾夺主、代替对作家和作品的阐明、分析和评价。”余英时《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》一文亦曰:“本来材料是任何学问的必要条件,无人能加以忽视。但相对于研究题旨而言,材料的价值并不是平等的。其间有主客、轻重之别。就‘考证派’红学而论,对材料的处理就常常有反客为主或轻重倒置的情况。试看《红楼梦新证》中《史料编年》一章,功力不可谓不深,搜罗也不可谓不富。可是到底有几条资料直接涉及了《红楼梦》旨趣的本身呢?这正是我所谓曹学代替了红学的显例。其更为极端者则横逸斜出,考证敦敏、敦诚,乃至松斋、高鹗。我并不是说这一类的考证与《红楼梦》毫无关系。我只是想指出:‘考证派’这样过分地追求外证,必然要流于不能驱遣材料而反为材料所驱遣的地步,结果是让边缘问题占据了中心问题的位置。极其所至,我们甚至可以不必通读一部《红楼梦》而成为红学考证专家。这正是乾、嘉末流经学考证的旧陷阱。”

余英时所批“《红楼梦新证》中……到底有几条资料直接涉及了《红楼梦》旨趣的本身呢?这正是我所谓曹学代替了红学的显例。……让边缘问题占据了中心问题的位置”,可谓一针见血。确如余公所论,周氏《红楼梦新证》,虽亦引征繁富,但多为曹雪芹及其家人甚或祖宗十八辈儿无甚相关之事——如此只好名曰《曹雪芹新证》,甚或《曹氏家谱溯源》、《曹氏家世新证》,叫得什么《红楼梦新证》!而87版《红楼梦》编剧周岭乃大言不惭,《噫,微斯人,吾谁与归!——记念“单干”的周汝昌先生》一文,推尊周汝昌红学成就空前绝后:“红学自周(汝昌)先生的《(红楼梦)新证》出版,一个系统的、全面的、科学的研究时代才告开始。刘梦溪说,周先生的成就无人能及。说得对极了。”——我想问问,周汝昌之学术,对《红楼梦》研究,到底贡献了什么“系统的、全面的、科学的”方法或范式?只怕倒是带歪了路!

而且,即便以周汝昌自傲的考证功夫而论,细究起来可议处也不少。最大的问题即是立场先行,厚诬雍正。雍正以抄家李煦、曹頫之故,为“雪芹罪人”,遂为整部《红楼梦新证》中,周君最痛恨二人之一(另一当然是高鹗)。口诛笔伐,不遗余力;切齿痛恨,溢出纸外。略撷几句,以见一斑:“1.盖胤礽既废,康熙帝始属意于胤禵,而胤禛谋篡之野心亦由此而益炽。2.按康熙十四皇子名胤祯,为内定嗣位人,雍正(胤禛)篡窃其位夺得帝位。3.胤禛以暴力手段非法夺位,假传遗命,京城以隆科多兵力镇压,外地以年羹尧兵力威慑,使皆不得动,严密控制,而攫获大权。”盖世宗继位乃合法而非篡位,已成今日之公论常谈,清史名家冯尔康在其《雍正传》(1985年出版)、《雍正继位新探》(2008年出版)等著中,考析精详,论证确实。周老归道山乃在2012年,冯君此二著必无未寓目之理;然则何以仍抱如此固陋之看法?

退一步说,即或世宗篡位疑案尚待破解,假设篡位属实,也绝无曹家深悉此一秘密之理。清史专家杨启樵《周汝昌红楼梦考证失误》一书第一章第十节“曹家深悉雍正篡位说无稽”辨正甚确。周汝昌厚诬雍正,不遗余力,自是雍正“抄家曹家”之故。然据杨先生考证,曹家被抄,并非政治原因,既非深悉所谓的“雍正篡位”,亦非附骥胤礽,卷入险恶夺嫡之争,完全是自身这那的问题。很多爱黛玉者受高续、87版剧集影响,看宝钗怎么看怎么像心机深险的潜敌。戏谑言之,周汝昌跟这些读者,非理性偏激一样,凡是曹家的敌人,都是罪大恶极!至于曹家本身是否有问题、有哪些问题,一概选择性失明。反正雍正是最狠毒的敌人!

再退一步说,雍正抄家曹頫,只不过是帝制时代皇帝与臣子“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”,即或是证明了雍正是存心诬陷、刻毒打击曹家,那也是如红学家舒芜《红楼说梦》所云,雍正即或就假定是“一个暴君,但是,被雍正杀掉贬掉的兄弟,雍正所不喜欢的康熙的亲信,却并不因此而成为‘进步人士’。无论怎样论证曹家是受到雍正的打击,也并不能为曹雪芹增加光彩,更不能使《红楼梦》增加价值。总而言之,封建官场本来称为‘宦海’,风波不测正是它的常态,‘沉舟侧畔千帆过’也是它的常态,要从这里做文章,是做不出什么文章来的。”

叹矣,吾知周君于雪芹,用情至深,情至深处,乃至于“为情所困”、“为情所误”,立场先行,焉能客观?此一谬错,吾知周老,非不知改也,乃不能改也。1944年,陈寅恪指导学生石泉写近代史论文,曾有言曰:“其实我对晚清历史一直是很注意的,不过我自己不能作这方面的研究,认真作,就容易动感情,那样,看问题就不客观了,所以我不作。”(石泉《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》之《自序》)叹矣,寅恪先生斯语,真史家之语,真学者之语。其语虽非为周君而发,不啻正为周君说法。吾今不厚道诌两句,以为周君惜焉:“一入曹门深似海,从此理性是路人!”笔者后读红学家沈治钧《红楼七宗案》一书,批周汝昌、刘心武师徒除了水平问题,还有人品问题——譬如周汝昌造假所谓的“曹雪芹佚诗”、恶意中伤俞平伯“匿稿”。如果沈言不幸言中而为真,则周氏真可谓“老而不……是为……”了!

而且,稽考与曹相关史事而外,以红楼文本为中心和本位的“文史互证”,周氏问题也不在少,常犯譬如“以曹代贾”、立场先行、牵强附会、推测无根等错误。本书中笔者颇有驳之。读者持周文与余英时《红楼梦的两个世界》、《曹雪芹的反传统思想》等文一对比阅读,何为尚待商榷不无可议者,何为史家正宗精纯功夫,高下立判。

由曹入红才是正路,以曹代红只是半路。周君《红楼梦新证》之《自序》昌言:“曹学即红学。”吾有言曰:“认曹学即红学,谬之大矣;由曹学入红学,途方正焉。”俞平伯勇于自省,是今非昔,承认先前走错了路。在《红楼梦研究》的《自序》中,俞平伯坦率道:“把曹雪芹底生平跟书中贾家的事情搅在一起,未免体例太差。《红楼梦》至多是自传性质的小说,不能把它径作为作者的传记行状看啊。”在晚年的《乐知儿语说红楼》中,俞平伯忏悔之语更直截痛切:“《红楼梦》好像断纹琴,却有两种黑漆:一索隐,二考证。自传说是也,我深中其毒,又屡发为文章,推波助澜,迷误后人。这是我生平的悲愧之一。”俞氏暮年内省,语重情痛,如暮鼓晨钟,警醒红学歧路人。遗憾周老,至老未悟。惜哉。

文/荞麦花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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